2014年以来，北京市在大气污染防治等环境治理领域力度空前。自1月1日起，在率先大幅提高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四项主要污染物收费标准，调整后的标准为原标准的14-15倍，为高水平。以经济手段促进治污减排，正在北京拉开序幕。然而，有关专家表示，虽然治霾总体思路正确，但落实不力，治理难以短期见效。

复合型雾霾治理难度超欧美

中科院“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”专项首席科学家贺泓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指出，发达国家大气污染呈现明显“阶段性特征”，即工业排放、城镇化与机动车文明相继发展，我国雾霾是在工业化发展与机动车剧增同步的情况下，污染叠加并相互作用所致，属于复合型污染，不同于上世纪伦敦(煤烟型为主)、洛杉矶(机动车为首要原因)相对单一的污染，治理难度要超过西方国家。

这种复合型污染在数据上有明显体现：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PM2.5组分实时在线监测显示，有机物、硫酸盐、硝酸盐为主要物质。

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介绍，硝酸盐主要来自于煤炭和油气燃烧，机动车排放所占比例非常高;硫酸盐基本来自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，在高湿度空气下，转换生成硫酸盐;有机物来自煤炭、石油类燃烧的不完全燃烧产物，比如垃圾焚烧、露天烧烤、生物质燃烧、餐饮油烟、化工生产等。

污染复杂性不仅在于叠加效应，还在于不同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之间会发生化学反应，从而进一步加大雾霾产生的可能性，复合型污染条件下，整个大气环境对污染物的容量下降。

“对于第二产业仅占2成的北京而言，机动车污染是‘氮氧化物’的重要来源。”贺泓强调，氮氧化物高浓度共存时，大气对二氧化硫的容量会急剧下降，例如，京津冀雾霾很严重时，二氧化硫浓度其实也就相当于伦敦烟雾事件的1/10，但因与其他污染物共存，大气容量下降现象十分明显，对治理雾霾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发展压力大 “企业先随意上点治污设施”

如何处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，是治理环境的掣肘。在不少地区，财政是“吃饭”财政，前几年承接“污染”产业，如今环境治理成本没有着落。“如果不发展经济，既无法提高财政收入、向上级政府‘交代’，也难以解决群众就业。”河北省一位县级环保部门官员说。

曾任原国家环保局污控司司长的王汉臣长期调研钢铁基地。他坦言，不同于公安、审计、税务，环境体制并无独立性，地方环保局的婆婆是地方政府，经济落后地区的“肚皮”都没照顾好，哪会情愿搞环保?

业内人士表示，2013年到2017年，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(简称大气十条)的投资估算合计约1.75万亿。然而，规划不一定反映真实市场需求，一些业内人士对此并不乐观。

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指出，需求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推算，各级政府和企业恐在低成本环保投入上徘徊，导致了“企业你先随意上点治污设施”的凑合局面。

提及环保服务类企业生存现状，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脱硫脱硝委员会副秘书长路光杰表示，只有政府严格标准、到位执法，这样排污企业才不会怕花钱，环保服务类企业才有饭吃，否则就是压低价格、压薄利润，进而丧失研发动力。

贺泓等业内人士认为，国务院“大气十条”治理思路明确，京津冀的燃煤、机动车、工业排放、扬尘等几大污染源显而易见，但同时存在如何落实的担忧。

据调研了解到，排污企业应付检查、治污产品恶性竞争是制约当前环境治理的“绊脚石”，而深究企业缘何没有治污积极性，则暴露出治理成本倒挂等深层原因。

燃煤烟气净化主要是依靠脱硫、脱硝、除尘。一些排污企业为适应“形势”需要，虽安装环保设备，却只在管得严时用来应付检查，存在覆盖率高、使用率不足的情况;还有企业为节省成本和降低运营费用，不顾环保设备治污效果盲目追求低价，或不按设计要求使用设备，“小马拉大车”造成治污难以达到效果。

路光杰算了一笔账。“劣质煤与好煤，一吨价差一二百，大电厂一天烧煤1万吨，一年价差好几个亿，傻瓜才会烧好煤。综合各项环保费用，对于钢厂，不用环保设备一年能省至少数百万元，多则一两千万元。”

燃煤治理领域，还存在“法律不配套，标准不统一”。贺泓说，电力燃煤排放标准在中国已相当严格，但工业锅炉和窑炉的排放立法远远不够，再如水泥企业盈利微薄，标准稍微加严即可引发较大范围倒闭，减排与经济利益、就业致富、社会稳定存在博弈。

不同行业标准不统一的背后，或许是治理成本和效率不同。路光杰说，电力行业与工业小锅炉，同是烧煤，脱硫脱硝技术本质一样，但电站锅炉很大，一天能烧1万吨煤，小锅炉一天至多烧几十吨煤，每单位成本开销所削减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量，小锅炉相对很低。